“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但创新并非凭空而来，其根源深植于文化的土壤之中。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论述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时，专门强调“培育创新文化”的重要性。要实现真正的创新，我们必须深入到文化的源头去探寻，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智慧、思维方式与伦理精神，将其与现代科学精神有机融合，培育具有原创性的科学范式，突破“跟随式创新”的桎梏，在范式转变的时代浪潮中把握机遇。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积淀了丰富的科技思想资源。先秦时期，《周易》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体现了对自然规律动态演化的深刻探究；《墨经》中包含了几何光学、力学原理等早期科学萌芽；汉代张衡发明地动仪，唐代僧一行实测子午线长度，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系统记录天文、地质、物理等现象，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这些成就表明，中华文明并不缺乏科学创新精神，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有别于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路径。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中国人的发明占175项。英国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今天，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信重新审视这些遗产，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开启了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闸门。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建立起完整的科研体系，“两弹一星”、杂交水稻、青蒿素等重大成果，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持续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当前，我国科研仍面临“大而不强”的结构性挑战。尽管论文数量、科研队伍规模、专利申请量均位居世界前列，但在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突破科技发展的传统模式、激发创新潜力、实现科学转型，已成为当前中国科学界的紧迫任务。要破解这一困局，必须构建自主可控、内生驱动的创新生态，而打造创新文化尤为关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与现代科学高度契合的思维特质。面向未来，基础科学研究正经历深刻范式变革，从还原分析走向系统集成，从学科分割走向交叉融合，从数据驱动走向智能增强。这一变革要求在方法学上实现突破与源头创新，也为中华文化中的整体性、关联性思维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如中医讲究的脏腑经络系统、“辨证论治”“阴阳平衡”，以及国画的意境营造法则，都体现了对系统复杂性的独特理解。这些传统思维方式为现代科学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通过对“整体—关联”认知范式的现代转化，有助于在量子信息、脑科学、系统生态学等前沿领域实现范式创新，包括我所从事的地球科学也在逐步向系统科学方向转型。

随着科学技术的全球化势头不断加强，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赋能下，科学创新正面临“范式转变”。传统的大陆—海洋文明二元结构已逐渐模糊，北半球季风区大河流域的农耕经济与地中海航海贸易的地理决定论，已被全球创新网络所取代。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知识生产呈现“去地域化”趋势，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结构性契机。

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始终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科技强国的前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有效整合资源、凝聚共识、抵御风险，确保科技发展始终服务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家国情怀，勇攀科技高峰。

总之，科学创新的土壤在文化。要发掘和释放科学创新潜力，就必须回归文化根源。只有培育适宜的文化土壤，创新的幼苗才能茁壮成长。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深度融合，兼收并蓄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通过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兼具民族特色与全球视野的科学文化新形态。

据《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