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弢（1891—1984年），安徽至德（今东至县）人。他从事工商业多年，成为北方的民族工商业代表，为我国北方实业发展、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维护民族工商业权利作出了贡献。

稳健有为的经营之道

周叔弢少时读了10年私塾，勤奋好学，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并接触到西方思想文化。1919年，他随周学熙在青岛创办华新纱厂，任专务董事；1925年，任唐山华新纱厂董事兼经理，开始主持厂务，1928年又兼任天津华新纱厂经理；还先后担任过滦州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耀华玻璃公司的董事、董事长等职。周叔弢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展现出过人的经营管理才干，其经营之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善于用人、任人唯贤。周叔弢坚持“劳于求贤，逸于用人”的方针，对厂内生产经营并非事事过问，而是倚重专业负责人，放手让他们去做。在唐山纱厂，他倚重精通业务的劳笃文；在天津纱厂，重用留美工程师桂季恒；在启新洋灰公司，放权给副经理姒南笙，从德、才两方面考虑人选，严选能力和品行俱佳的人才。

其次，尊重技术、培养人才。周叔弢深知办好工业，必须重视技术，信任科技人员。在唐山纱厂，他高薪聘请有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袁敬庄为技师兼工务股长；建布厂时聘请毕业于南通纺织学院、有多年经验的洪挹之为副技师兼管布厂。在启新洋灰公司，竭力访求有科技知识和专业能力的人才，为企业发展打下了技术和人才基础。

最后，优化管理、完善制度。周叔弢认为，管理企业应有一套规章制度，必须以基本经营方针为根据，依靠完善的职能班子去推行。在唐山纱厂，他改革了管理制度，废除艺徒制、童工制，采用培训、考试等方法，提高了工厂的管理水平；改进生产设备，如添加了喷雾设备、改进车间照明，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还精简管理机构，将全部非生产人员压缩到职工总数的5%，减少了非生产性开支，降低了成本。

“化私为公”的爱国之举

1933年《塘沽协定》后，日本加紧对华北经济侵略，以“不合作即不能保证工厂安全”相威胁，欲吞并唐山和天津的华新纱厂。周叔弢坚决拒绝与日商合作。1936年，华新纱厂被日商低价收购后，他愤然辞职，变卖收藏的古籍字画为生。此经历让他认识到，没有强大国家保障，民族工业难以健康发展。

抗战胜利后，周叔弢看清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本质，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表示赞赏。在天津解放前夕，他与中共地下党建立联系，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对稳定工商业者情绪、迎接天津解放起了很大作用。抗美援朝期间，他带领企业向国家捐献3架飞机和11门高射炮，展现了爱国实业家的赤诚之心。

除了实业家之外，周叔弢还是著名的古籍文物收藏家。他不以藏书、藏品为一己之物，而视之为“天下公物”。新中国成立后，他数次将自己用一生心血所藏的宋元明清善本古籍计4万余册和珍贵文物1200余件全部献给国家，他表示，“这些书来之于人民又归之于人民，得到了最好的归属、最好的主人”，因此“感到无限欢快”。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新中国成立前，周叔弢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先后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对共产党的主张有一定的了解。

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布后，周叔弢决定要在公私合营中起带头作用，推动启新于1954年完成公私合营。周叔弢任合营后的启新洋灰公司董事长，作了公私合营的表率，在全国工商业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请周叔弢、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荣毅仁等工商界代表人物在人民大会堂座谈，共同商议发挥工商业者的作用，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并宴请大家吃火锅，被称为“五老火锅宴”，成为我国工商业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1984年2月14日，周叔弢走完了93年的光辉一生。他在遗嘱中写道，将一万元存款和一万五千元国库券“全数本息上交国家，在四化大海中添一滴水”，展现了这位爱国老人“化私为公”的崇高境界和高尚情操。

据《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