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国家正式下达研制大型喷气式客机的任务。熊焰从阎良奔赴上海领导这项工程的技术组织工作。

运十的研制是在极为特殊和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对于熊焰来说，一项项特殊的挑战，犹如飞机强度试验一般，让他一次次经受着“刚性”考验。

面对特殊时期的压力，他说：“这个问题我来处理。”在当时严格的政治审查背景下，如果设计人员的家庭和个人历史被认定有问题，就会被退回原单位。由于关系到研制工作，相关人员在拿出“有历史问题”的人员名单后，找到了当时设计组的王维翰征求意见。两人对三位骨干技术人员的去留产生较大分歧，一度陷入僵局，于是，王维翰找熊焰汇报。熊焰静静听完汇报，轻轻说了句：“你回去吧，这件事交给我处理。”最终，3位同志得以留下，设计队伍的实力得到了保护。

面对工程技术决策，他说：“试验必须做。”技术组在分工材料和技术标准方面的工作时，发现有的厂由于从未生产过航空产品，将制造航空零件的原材料和其他材料混用，航空材料进厂没有复验，材料管理极为混乱。这是严重影响质量安全的重大隐患。为此，技术组起草了报告，规定没有经过试验检验合格的材料，一律不准用于制造航空零件。谁知文件刚下发，就遭到了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对，技术团队一时面临巨大压力。技术负责人周和也立即向熊焰做了汇报，他斩钉截铁地说，“试验必须做！”并亲自和萧卡、孟庆功等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商量起草了文件，向上级反复说明理由，据理力争，终于将风波平息下去。

正是由于他们的“绝不退让”，才保证了运十飞机全机静力试验一次成功。面对他一生热爱的航空事业，他说：“难说再见。”

1978年，由于试飞事业的需要，熊焰又被组织召回到他亲自参与创建的西安阎良飞行试验研究所（现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每当上海的同志来阎良出差看他，他第一个问题必定是询问飞机研制的进展。

时光走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位于大场的上海飞机制造厂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年过花甲的熊焰在爱人陈然的陪同下，回到上飞公司。当时厂房内正在组装MD82飞机。此时，久病的他已不能行走，但坚持要自己下车。

他慢慢移动已不灵活的身体，艰难地站起来，奋力踮起脚，环视车间的一切，那目光就像在说：“再见了，我所钟爱并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1996年，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奋斗了一生的熊焰，在北京去世。

27年后，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干线客机C919在熊焰等新中国第一代大飞机“拓荒者”辛勤耕耘、艰辛播种的上海，正式进入民航航线。蔚蓝的天空终于迎来了中国人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致敬一代代航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