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人说过，美好的人生往往是由爱所激励、由知识所引导的。这指出了人文与理工学科各有其价值，都是幸福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与解决人与自己、他人、社会的关系问题，回答“爱”为何需要和可能；理工学科主要关注人与自然的问题，发现规律，积累知识，改造世界。忽视人文学科，社会易陷入功利、内卷、缺乏共情的荒漠。因此，我们在研究自然科学、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还应重视学习人文科学，在埋头工作时抬头看看星空，确认方向，找到创新的动力源泉。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以下简称《全球通史》），是一本优秀的人文历史著作。这部作品以宏大叙事的方式，穿越地理、种族、文明、国家等种种界限，为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世界提供了更广阔、更深远的视角。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今天，我们面临更多的机会与困惑。深入阅读此书，面对许多问题，我们往往会有醍醐灌顶之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坚定“四个自信”，就需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全球通史》对中国文明的叙述，虽站在西方视角，但其中对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草原与农耕文明的反复碰撞，以及中国文明连续性的分析，都令人耳目一新。正如书中所言，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征，世界各文明各有长处与短处，西方文明不是唯一的形式。19世纪至20世纪初叶是西方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时代，但二战结束以来，西方文明正逐渐失去这种支配地位。人类正进入一个技术进步日新月异、新挑战更加严峻复杂、各大文明休戚与共的新时代。中国、印度、伊斯兰等文明都拥有辉煌的成就，对全球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作出过伟大贡献。我们对此应有充分认识，在拓展国际化业务时避免文化偏见，尊重多元价值。

开放交流促进繁荣，封闭导致发展滞后。书中以全球视野描述了欧洲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指出这两大革命是西方文明对人类发展的杰出贡献。但欧洲中世纪的主要技术发明大多源自中国，然而与西方不同，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并未给中国带来革命性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帝国的封闭与保守。这启示我们，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当下，坚持开放交流，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所带来的商品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文化流，如长江之水，挡也挡不住。我们要通过学习和应用世界先进知识和技术，不断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

作者指出，科学的根源可追溯至各人类文明，但只有在西方，科学与社会、哲学家与匠人们才联合起来，推动科学革命的发生，进而引发技术革命、商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些分析不仅帮助我们理解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也提醒我们：技术变革与社会变革之间存在时间差，需警惕技术与社会脱节的风险。技术创新必须与社会应用相结合。在大力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同时，应增强整体创新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健全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体制机制，才能推动高质量发展。

书中提出了“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概念，即一个落后的边缘地区，在从一个历史时期向另一个历史时期的转变中，往往居于领先地位。例如，中东地区在古代文明中处于发达地位，但在向古典文明的转变中落后了；中国、印度这些落后的边缘地区，反而在古典时期发挥了先锋作用。中国在古典时期建立了高度发达的文明，但在向近代社会的转变中落后了，反而是西欧从不发达地区和默默无闻中崛起。人类学家称之为“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改变和保持领先地位极为困难，不太成功的落后社会反而更有可能适应变化、实现变革。

在变革不断加速的今天，适应能力对个人、企业和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当然，并非落后的地区或国家在技术革命和时代变化中无所作为、被动等待，而必须经过艰苦工作、积累资源，才能厚积薄发，获得后发优势。例如，在民用飞机领域，我们只有坚持“四个长期”，大力推进技术升级和组织机制创新，加速构建民用航空产业链，才能借助后发优势，形成民航市场新格局。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这本著作为我们观察历史和现实提供了一个视角。追求真理，我们仍需持续不断地学习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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