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过铜川，山就变了颜色。这里的山黄得坦荡，像个不遮掩自己年纪的老汉，把沧桑都晾在日头底下。那黄土是直立的，一立就是千万年。风从塬上过，剥下些细碎的尘，但山脊的轮廓始终锐利，仿佛大地有过一个坚硬的念头，在漫长的时光里始终不肯弯折。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土，是惊奇的。陕北的土不似别处，躺着任人踩踏。它站起来，站成崖，站成塬，站成一种倔强的姿态。塬与塬之间，是被雨水切出的深沟，沟壁上，土层像翻开的书页，一层压着一层。你用手去抠，土块簌簌地落，但深进去，是硬的，带着被岁月压实了的密度。窑洞就开在这些直立的土壁上，窗格子雕着各种各样的花，门帘在风里一掀一掀，像土地在眨眼睛。

我在一个向阳的土坡上歇脚，见一个老汉蹲在窑洞口抽烟。他的脸就是那黄土的颜色，皱纹是雨水切出的沟壑。问他高寿，他伸出三个指头，又弯下去两个，我知道这大约是八十多了。他说这土好，冬暖夏凉，住着踏实。他三代人都在这孔窑里，炕还是当年他父亲盘的，烟道走了几十年，烟火气浸透了每一块土坯。

这里的土是直立的，人也是直立的。那天我从米脂去绥德，路过一段山路，正逢着一个后生赶着驴车往塬上运水。坡陡，驴蹄子打着滑，后生不喊不骂，只是在后面用肩膀顶着车尾，一步一步往上拱。他的背弓着，但脊梁是直的，像一根压不垮的扁担。这黄土高原上的人，生来就懂得与重力周旋。他们不抱怨土的贫瘠，只在塬上种黍子、种小米，在沟底种枣树，把日子种进土里，等它慢慢地长。

那年中央红军到陕北的时候，正是秋天。陕北的小米熟了，金黄金黄的，像撒了一地的碎金子。老乡们把自家的窑洞腾出来，窑壁上还贴着过年的窗花，红纸已经褪成了粉白，但五角星的轮廓还在。我在瓦窑堡看到一口旧石磨，磨盘上刻着“一九三六”的字样。听人说，那些年，婆姨们就在这样的磨盘上推小米面，做成馍馍，用蓝布包袱包了，悄悄送到山那边去。小米养人啊，一碗小米粥，能暖一个夜晚的寒气。

如今的陕北，高速公路穿塬而过，动车在沟壑间飞驰。但那些直立的黄土还在，那些嵌在土里的窑洞还在。我在延河边见到一群写生的学生，他们支着画架，画那直上直下的土崖。我问一个女孩子，陕北的土为什么是直立的？她想了想说，应该是一种责任。在一旁，一位老师用散文诗般语言回答我，高原上的人，祖祖辈辈在这里，把根扎进土里，扎得深了，土就直了。

他们的话让我明白，那些直立的黄土不再只是土，它们像无数沉默的人站在一起，肩膀挨着肩膀，背脊靠着背脊。风过处，有细碎的土粒飘落，但山不动，人也不动。

直立的黄土，直立的人，在这片土地上，站着，就是一种存在、一种姿态，更是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