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以色列宣布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被视为美以伊冲突的开始，也预示着中东乱局的出现，全球经济动荡且供应链再次遭遇大范围中断。

绕飞导致成本普遍上升三成

全球供应链中断成为这场冲突最先触及的非军事领域，航空运输与海洋运输是直接的受影响行业。尤其是对航空运输业，到3月22日，巴林、伊朗、以色列、伊拉克、科威特等5个国家的领空仍然关闭，约旦、黎巴嫩、卡塔尔和阿联酋等4个国家的领空受到限制，仅有阿曼和沙特阿拉伯两个国家的领空还处于开放状态。

即便如此，大量航班还是被迫选择向北或向南绕飞，导致航空飞行时间和燃油成本普遍上升30%以上。全球航班追踪数据显示，有超过3400架次航班在冲突爆发后的第一个周末被取消。

除上述国家航空公司外，还涉及亚洲及欧洲的主要航空公司，如欧洲的汉莎航空和法荷集团，亚洲的中国国航、东航、南航、海航，以及印度航空、新加坡航空等。

航空供应链问题可能再次放大

美以伊冲突引发的中东乱局，直接后果是中东地区的航空枢纽“中转效应失灵”，间接的影响是全球航空业面临新的挑战，且这种挑战可能是全球性、结构性的。

首先，航空业的供应链问题可能再次放大。

这场冲突正从初期的石油化工产业、交通物流产业蔓延到金融、贸易以及现代制造业，尤其是对新兴国家或地区的系统影响，必然会进一步动摇航空供应链的稳定性恢复进程。

之前已经形成的飞机订单积压，以及关键部件等供应链问题，有可能再次放大，带来新的交付延期和MRO困境，全球机队的老龄化问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其次，运营成本的快速上升。

燃油成本占航空公司运营总成本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全球平均水平大约在30%以上（国内大型航空公司普遍在35%~40%之间），燃油价格的快速上涨，必然会对航空公司的盈利能力带来巨大挑战。

纵观2000~2026年间，原油价格（WTI）与航空运输业净利润率间的关系，WTI超过80美元时，航空运输业就会进入“微利”环境，在进入历史高位时，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

自美以伊冲突以来，WTI曾一度攀升至98.67美元的高点。但鉴于冲突走势的不确定性，诸多国际机构都发出了原油有破150美元的可能，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200美元。届时的航空运输业，大概率会陷入全面亏损的局面。

第三，航空“零碳目标”受阻。

自3月18日冲突升级以来，中东地区已有重要油气生产设施遭到破坏，生产能力的恢复可能需要较长时间，预计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航油价格可能维持高位振荡走势，航空公司面临的成本压力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缓解，必然会影响对“零碳”战略的投入。

即便当前已有大量机构与专家承认之前高估了绿色能源的替代速度，无论是可持续航空燃料（SAF），还是氢动能，都需要大量新基础设施投资。

换言之，目前的SAF仍然需要较长的发展阶段才能达到“规模经济”状态，航空公司的SAF替代仍然属于高成本增长阶段，再加上燃油价格的高位运行，必定会动摇航空公司“零碳”战略信心，此前已有关于欧洲航空公司要求欧盟延缓“零碳”措施实施的公开报道。

第四，航空出行需求明显收缩。

战争是国际旅游的最大障碍，根据世界旅游与旅行理事会（WTTC）的数据，美以伊冲突导致中东地区国际游客消费的损失，每天至少为6亿美元。种种迹象表明，本次中东乱局对旅游业造成的冲击是全球性和结构性的，其影响深度远超单纯的局部地区旅游中断，将对全球航空枢纽格局产生显著影响，直接重创航空出行信心。

尤其是油价上升带来的通胀效应（燃油附加费也应视为航空出行消费的“通胀”），直接带来航空出行成本的快速上涨，减少旅行次数或选择替代出行将是消费者的直接反应，从而可能带来航空出行需求的大幅下滑。

最后，旅游偏好新趋势可能面临挑战。这一点对中国国际航空市场的影响较大。

当前，中东地区已成为中国游客的主要体验目的地。2024年，中国游客赴中东地区的旅游人次是百万级的，并且在2025年出现了大幅攀升。据统计，2025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国内游客通过某OTA平台预订前往多哈和阿布扎比的人数较2024年同期激增了441%和229%。

但中东乱局造成的航空出行服务中断，以及游客出于人身安全的担忧，将之前中东各国旅游部门和机构向中国游客开展的各项活动“打回原形”，整个市场的人气恢复可能会明显滞后于航线、航班恢复。

土耳其、新加坡、首尔，还是中国？

根据对历史危机的分析，在局部冲突等安全事件结束后，如果政府和行业能够迅速采取诸如行业补贴、旅客援助和安全宣传服务等行动，旅游需求最快可在两个月内恢复，这就是WTTC的“两个月恢复期”理论。

但目前看，美以伊冲突持续的时间和影响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上述理论归纳的“标杆事件”，两个月的恢复期可能失效。

这意味着，各个国家和行业可能会采取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战略调整相结合的策略。

一是中转枢纽失灵及枢纽空间布局重塑。

勿用质疑，中东地区迪拜、多哈、阿布扎比三大航空枢纽的全球地位将会随着冲突时间的持续，从最初的短期停摆发展到部分或全部的替代。

由于中东航线受阻和安全隐患增加，大量航线绕飞以及中断航班的恢复，基于运行经济性与安全性的考虑，可能需要选择新的中转枢纽，欧洲的伊斯坦布尔、法兰克福，亚洲的新加坡、首尔、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甚至乌鲁木齐等，都将是潜在的“替代者”。

譬如，2026年初香港机场和国泰航空的快速增长，就是这种趋势的直接受益者。

对于中国航空公司而言，拥有巨大的出境游存量和快速增长的入境游潜量，有理由也应该有信心携“需求”而重塑地区乃至全球航空枢纽结构，余下的就是如何快速提高企业自身的国际服务竞争力。

二是市场结构优化与成本控制策略升级。

中东乱局最可怕的地方在于燃油供应的中断。从不同来源的信息看，这一问题，已在欧洲的比利时（烈日），亚洲的越南、泰国等国家的机场引发了连锁反应，大量航空货物积压（货站爆仓），航油加注限制等，直接导致航空公司航线和航班运行调整。

与此同时，一些航空公司（如北欧航空和新西兰航空等）已采取了停飞短途航线、收缩裁员的战略措施。

虽然，对于航空货物运输而言，短期费率可能会快速上涨，但这种上涨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高昂的运输费率可能也会压缩大量需求。

可以想象，如果美以伊冲突再持续一到两个月，或是更长时间，将有大量的航空公司加入这种战略收缩的阵营，甚至有大批的中小航空公司可能面临生存危机。

三是数字化转型和商业模式重构加速。

智能运行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战略带来的好处，将会在运营成本快速上升时期得到迅速放大，无论是航空公司还是机场，都会由此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进程。尤其是“无人”服务技术的提供，带来的成本控制效能非常可观。以某机场的“无人驾驶”项目为例，平均每个车头仅80万人民币的投入，相当于3名司机一年收入的总和。如果之前的战略选择，可能会有各种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但在高昂的运行成本面前，这些可克服和可消除的影响因素，其战略影响性将会快速降低。

同样，大范围的数字化运行和智能化应用布局，必然会形成新的产品或服务，以及与消费者的交互界面创新，从而带来商业模式重塑的机会和战略需求。

当然，中东乱局将何去何从，仍然是个未知数。

作者系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