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海拥有先天性区位优势，位于江海交汇处和出海口，所以据海关统计，在开埠约10年后的1855年，上海的进口洋货额已达近650万两。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又开放了多个沿江沿海和北方的通商口岸，进口洋货进一步增加，要求中国尽快发展进入腹地市场的转口贸易和土货土产的出口贸易。这在客观上对金融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需要金融机构提供巨额的商贸融资结算等信用服务。从近代上海的历史来看，主要有3方面的金融势力，即钱庄、外商银行、华商银行应运而生。

钱庄： 近代上海金融业发展的本土基础

随着上海的开埠，上海的进口贸易、转口贸易、出口贸易的剧增对金融业的呼唤，首先意味着本土传统已有的金融业获得了历史性的机遇、也抓住了历史性的机遇，并且在它的发展中体现出演变的基本脉络。

钱庄最早脉络：1797年有记录，起步资金少

如今已不可能找到关于上海出现的第一家钱庄的记载，因为在鸦片战争以前，甚至更早的明清之交时，已有相应的机构从事后来钱庄的业务。现在在坊间的图录中能够辨认出最初的钱庄在上海面世时的大致模样。而比较确凿的证据是刻在石头上的碑文记载。最早的上海地区钱庄的记录存在于1797年嘉庆年间的一块碑刻上，它提到多家钱庄的名称，其中大约有五分之三的文字还可以辨认出来，有些非常明确地带有“庄”字，还有一部分则只保留了钱庄的名称。

在此之后，上海钱庄业的同业团体所在地“内园”于1921年进行重修，留下了《重修内园记》碑，碑上大致记载了上海地方变迁史，也记载了与之相同命运的钱庄变迁情况。通过历史照片还可以看到，钱业同业团体曾被称为会所、会馆，到了1917年上海钱业公会作为钱业同业团体正式成立。

开埠后应对金融需求，钱庄创新业务签发庄票和汇票

钱庄最初的业务离不开“钱”字，即把大钱兑换为若干小钱，或进行不同货币间的兑换。业务内容较多的是小额的存款、放款，和本土的、本地的往来当中账面的结算。开埠后，面对大规模的商贸关系，特别是进出口贸易，钱庄因势而动，发展出新的业务，即签发庄票、汇票。钱庄与行商、坐商以及外商进行生意往来，较早就开始签发出钱庄承担支付义务的票据，即所谓的庄票，庄票的持有者可以将庄票作为支付的手段。钱庄的账面资本可能只有500两、1000两，最多上万两，而钱庄以信用为依据来以少博多，签出的庄票可以远远超出这个数目。钱庄和银行不同，一般不设立异地分支机构，当钱庄接到外地的买卖，则不开庄票而开汇票。钱庄与“关系户”或有长期业务往来的异地钱庄合作，合作方收到商人提供的汇票，可以按照汇票面额付现，以后再进行结算。汇票除了签发庄的名称，还有付款庄或者机构的名称。庄票、汇票是上海的早期金融家们在特定年代中实现的金融创新，非常值得如今我们了解并学习。贴现业务是近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所从事的业务，它指商业票据尚未到期但急于变现时，持票人贴付若干利息就可以变现。贴现通常是较大的商业银行才能够从事的业务，而钱庄在不断发展后，也开始做起贴现业务。早期的上海钱庄在埠际往来、中外贸易起到较大的作用，它的影响不仅仅辐射上海本埠及邻近省份，更是深入到了内陆地区。

上海钱庄向现代化发展，服务至解放初期

20世纪30年代的外滩与开埠初期已截然不同，此时毗邻黄浦江畔的主要是外商银行，以及钱庄、新式华商银行等。最初银行被认为是比钱庄更为现代化的机构，因为它采取股份制，有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准备金要公布，而钱庄较多为独资，少数是合资或合伙。随着时代的发展，钱庄不断转型或向现代化发展，比如采取股份制，接受支票签发，成立联合准备库等。钱庄整个行业起起落落，但整体上它一直坚守到上海解放后，并且服务于解放初期上海的经济发展、经济恢复、城市生活的正常化运作，还支援抗美援朝。后来钱庄顺应改造的大势组成集团，最后统一加入公私合营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主导下的金融体系的一部分，“钱庄”一词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外商银行进入上海，

与钱庄借力合作

外商银行如何进入上海，如何与钱庄互相借力合作，也就点到了主标题——庄票如何与支票进行兑换，从而共同做成较大的业绩。

上海开埠，麦加利银行和汇丰银行进入并发力

外商银行进入上海，与上海开埠，特别是与租界的开设直接相关。19世纪40年代，先是英商银行进入上海，上海是全国外商银行数量最多的地区，鼎盛时有近30家。麦加利银行（即渣打银行）进入上海并不是最早的，但始终担任上海各外商银行所组成的团体——外商银行公会的主席，因此被称作“领袖银行”。其业务量虽然不是最多的，但在国际汇兑方面处于支配性地位。比麦加利银行晚七八年进入上海的是汇丰银行，后来它们并称为近代上海也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两家外商银行。与麦加利银行不同的是，它的业务重点是对中国的官员和商户的贷款。中国历史上曾经历甲午战争，战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要求中国赔款2.3亿两白银，清政府只能向外商银行巨额借款以支付赔款，而汇丰银行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外商银行。作为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外债债权人的代表，汇丰银行在金融业务中具有其他一般外商银行所不具备的优势，民国初年甚至规定中国海关的关税主要由汇丰银行进行控制。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海关关税才陆续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接管。在外汇市场上，中国货币和主要外国货币之间的买卖以及不同外币间的买卖，在上海都有相应的金融市场可以从事业务，汇丰银行是主要的行情挂牌银行和外汇买卖的主要承担方、参与方。

外商银行利用存款优势渗透钱庄和华商银行

外商银行在近代上海乃至中国的金融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外商银行在中国发行纸币，产生了很大影响；发放的支票相当于等量借款，为外国商品进入中国提供最基本的信用服务，在大额的商品买卖和价款的结算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另一方面，外商银行还渗透到钱庄和华商银行，后两者刚进入市场时往往需要尽快获得较大数额的现款，外商银行则利用它们在中国已经获得的优势，特别是利用上层人士的大量存款，为钱庄和华商银行提供贷款。由此，外商银行对华商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市场起到掌控作用，在国际汇兑以及中国的财政、海关、盐务等领域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依靠信用，庄票和支票在同一空间内实现抵冲

外商银行进入中国发展之后，外商银行支票和钱庄庄票逐渐成为连接华洋进出口商的信用工具。洋货进入中国市场，接盘的中国商人无法迅速拿出大额现款时，便需要利用庄票作为支付手段交给进口洋商。洋商到内地采购土货，可以将庄票存到外商银行，获得相应数额的支票，再用支票到内地采购中国的土货。接受支票的当地土货商则委托当地的钱庄把收到的支票向相关银行进行结算收取现款，这样钱庄发出的庄票和支票在同一个时空呈现在外商银行面前，只要结算轧账，冲抵一下即可。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庄票和支票使洋货进口销售和土货采购出口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用极少甚至不用现款的情况下完成。这就是以小博大，以少博多，而这单靠一家或一方是不可能实现的，它需要中外双方金融机构和关联的商人之间实行互相借力合作。

华商银行业兴起，

形成三足鼎立格局

1897年5月，上海诞生了第一家中国资本的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出手不凡，盛宣怀为首提供资金支持

中国通商银行以实收250万两的资本开业，与大钱庄相比，此数额特别巨大。中国通商银行的运行资金一部分来自大官僚，而大部分是来自早期洋务企业，比如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电报局这三大机构，以及盛宣怀主持的铁路事业。中国通商银行收到的第一笔存款是清政府应盛宣怀的要求存入的100万两生息官款，该银行其他业务与洋务事业密切相关，为大型官办和商办企业、洋行甚至钱庄、商号、工厂等提供贷款服务。与钱庄业起步总体呈渐进式不同，中国通商银行出手不凡，成为国内外瞩目的焦点，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的影响力。中国通商银行还能仿效外商银行，发行市面接受度更大的纸币，它的纸币有银两纸币，后来更多是银圆纸币。另一不同点在于，中国通商银行先后在中国主要的、重要的商贸口岸设立分行，其制度构建既采用了外商银行制度，也汲取了钱庄的包括人事运行的相关制度。在此之后，一大批新式的银行应运而生。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是因为第一家华资银行在此设立。

金融业开始辐射全国，各大银行总部迁至上海

上海的金融业随着自身不断发展，开始拥有跨地区甚至全国性的影响力。特别是“南三行”，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乃是与本地本土以及周边直接相关联；“北四行”是以北方为中心的4家银行，即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它们在1920年代后期起陆续把业务重点和经营管理的总部南迁至上海。当时，南北两大金融中心，上海是以商贸为基地的第一大埠，而北京是政治中心，与政府当局向金融业的财政性借款有关联。1928年中央银行在上海设立，注册资本2000万元，折合成银两将近1500万两，大大超出中国通商银行，后来资本更是扩展到1亿元。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把它们的总行、总部从北平南迁至上海，原来的四省农民银行则改组为全国性的中国农民银行，将总部确定在上海。以北方为中心的和以内地为中心的银行纷纷把业务中心、总行迁至上海。

钱庄、华商银行、外商银行如何合作共赢？

钱庄、华商银行、外商银行聚集在上海进行比拼和较量，要在上海已有繁荣的经贸发展和重大影响力的前提下把蛋糕做大，将市场扩容，只能建立在自愿的、基于各自利益和信用基础之上进行合作，曾在上海诞生过中外银钱业联合会。从全国更大范围看，在上海设立多家银行的总行，以及非银行华商金融机构像储蓄会、储蓄局、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以及外商开业经营的储蓄、信托、保险机构等。上海地区金融市场在不断地扩大，随着城市的发展，随着整个江南、长三角的发展，更大范围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上海金融业的要求不断提高，金融业的努力，特别是协力合作，更使得上海的金融市场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要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地区曾有第一层级的大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外商银行中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以及后来直接由英美两国政府财政部出面共同设立的中英美平准基金管理委员会。近代中国著名银行家、“南三行”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他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与二战时期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是同学。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构建与运行的启示

上海近代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以及国际金融中心运行的进程留给后世不少应当汲取的启示。第一，以信用做好服务。从服务对象而言，钱庄、外商银行、本国华商银行，以及交易所、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储蓄会、投资银行等，无论是单家机构，还是相对应的特定行业及其所从事的金融业务，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信用，即提供信用服务。上海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如工商业、农业、矿业、通讯、运输等，同时服务于国际贸易。尤其是上海在全国整体意义上的洋货进口和转口、出口贸易中的占比始终没有低于过40%。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来看，钱庄是传统的，是基础和起飞的起点，传统对应的是现代，而“国际”或者“国际化”又是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现代化包括国际化。传统企业若想拓展事业，则需向国际化大目标迈进。从自然、经济区位上来看，必须处理好本地和周边关系，以及上海区域和全国的互动关系。第二，吸引和培养复合型人才。最初上海金融业的主体是本土的人才，大多在钱庄从学徒做起。比如上海著名的福源钱庄掌门人秦润卿先生是学徒出身，后来得到投资人乃至市场上同业的高度认同，甚至被中央银行、交通银行等聘为理事和董事，而在传统和现代、本土和国际的交集中，金融业中出现了许多出国留学又回归的人才，其中不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中国银行张嘉璈、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等著名银行家。此外，在上海的一些外国金融家们在学理和实业方面的能力也非常优秀。第三，金融文化强调拼搏、信用和家国担当。其一，商人要想在商战中有立足之地，再难的业务，只要有可能，就要拼搏，这就是商业精神。其二，金融业恪守承诺。开出的支票、庄票、签的合同、信用证明、提货单等上面都有限定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比如庄票和支票都只认票不认人，或者限定了使用的场景。其三，“做好服务”之精神大有讲究，其涉及商业伦理、市场规则、法规法律甚至国际法，要理解并处理好相关问题。其四，金融业需要在市场、地区甚至国家民族有重大困难之时勇于担当，挺身而出。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是对所有经济实体的要求，而金融业尤其要表现出金融业的文化和整体中华文化的联系。据《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