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长征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重要转折点。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一面领导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斗争，另一面制定并执行了严格的纪律政策。除耳熟能详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红军沿途还发布了不少纪律规定，包含行军、作战、宿营、卫生、筹粮等各个方面。

1935年秋，为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陈云在莫斯科写完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其中记述了1934年12月红军渡过湘江后进入湖南境内的情形。

湖南是中国革命的源头之一，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当地民众见红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十分热情。红军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

红军为何能受到如此欢迎呢？陈云指出：“不仅在于乡村农民拥护赤军‘打土豪，分土地’‘没收土豪劣绅的谷米分给农民’之宣传和行动，而且在于军队有纪律。朱毛赤军中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我已记不清），确使赤军兵士遵守。”

接下来，陈云举了一个例子：“不说旁的，即如进延寿圩（湘南大镇）、宜章城时，赤军所用苏维埃银行钞票，均按日兑现。所以除几家大店主自惧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铺照常营业，而且莫不利市三倍。这一点我在南京军中已服务多年，在乡僻之区行军或驻军时，均未见过。而且因为对于中央银行钞票之行使，过去各省门户之见特深，许多地方未设分行，当然不能兑现。故军队一到时，仅凭该军官长之一纸命令‘按市通用’，而又无兑现机关，使商民对中央银行钞票反生疑虑。特别是兵士不守纪律，由此造成居民中不好印象。”

正因为严格遵守纪律，红军进入贵州后，“汉苗人民非但不逃，且有大批加入赤军者”。

1965年10月23日，邓颖超在为英文版《中国妇女》杂志写的纪念文章《漫谈长征》一文中，记述了一件红军筹粮的纪律故事。

1935年7月16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各一部攻占毛儿盖。毛儿盖是当地藏族地区最大的一个村落，有三四百户人家。这里的青稞麦田很多，据说，收一年的粮食可供当地人民吃三年。

红军当时已经缺粮，不得已决定割藏民的麦子。但红军的纪律是不得到群众的同意，不能随便借东西的。怎么办呢？红军就“在田里插上个木牌子，上边写着割麦的数目，并且请他们拿着这牌子向我们后面的部队要钱，或作为将来向我们要钱的证据”。这时，正好回来了十几个藏民，并有一个能通汉话的翻译。红军便把麦子的钱付给他们了。接着，红军又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渐渐地，藏民们都陆续回来了。在红军离开的时候，许多藏民依依不舍前来送行，有些藏民甚至参加了红军，随军北上。

1983年，肖华应《中国民族》杂志邀请撰写了《忆红军长征在少数民族地区》一文，记述了几个红军严格执行纪律的故事。

1935年3月，红军过仁怀时，一位红军战士在群众商选才家旁的一条石坎下发现了一小罐猪油和几块铜板，就赶忙把它们送还了商选才。红军走时，商选才依依不舍，执意要当向导。路上遇到大雨，一位红军战士把一块红毡披到他的肩上，为他遮雨。后来，商选才一直珍藏着这块红毡。邻近人家只要有结婚喜庆的事儿，都要借这块红毡铺桌面，以增添喜气。

在贵州台江县苗族村寨，红军到苗族贫苦老人张老乔家购猪，张老乔坚决不要钱。红军离开前，就在猪食盆里留下40块银圆。

在四川阿坝，一个红军战士不慎打碎了一位藏族群众的背水罐，便留下自己仅有的一件毛衣作为赔偿。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摘自《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故事——淬炼成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