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首脍炙人口、旋律欢快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誉为“红色经典第一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何而来，在党的革命历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发。上山之前，正值当地红薯收获的季节，由于有的战士纪律性不强，肚子饿了就顺手挖吃了老乡的红薯，老乡对此颇有意见。

毛泽东发现这种情况后，当即给部队规定：“不准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后部队占领茶陵县城后，有的军官把打土豪得到的银元和黄金首饰占为己有，毛泽东知道了，又给部队规定了一条纪律：“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毛泽东在桂东的沙田，又规定了一条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于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大纪律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

当年，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县城后，派人到乡下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其间，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意见，发现了不少问题。为了解决部队存在的纪律和作风问题，毛泽东向部队宣布了最早的“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为了增强战斗力，提高纪律性，毛泽东要求部队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写在墙上、包袱布上，无论走到哪里，都作为检查行动的标准。由于严格执行纪律，红军赢得了群众的信赖。井冈山时期，老百姓曾这样歌颂红军，“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1929年，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将“三大纪律”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洗澡要避女人、不搜俘虏的腰包，形成“八项注意”。

在红军主力长征转移到北方以后，原先在南方宿营时要用“门板”和“稻草”铺地睡觉的情况不再出现。随着作战环境的变化，“八项注意”的内容相应地补充完善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1947年10月10日，由于解放战争对人民军队的政治纪律、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提出更高要求，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这份新修订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

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自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

亲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展完善过程的红军老战士张星点曾感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红军的一部‘宪法’。铁的纪律就是管你的行动，管每一个官兵的行动，每一个官兵谁都不敢违反这个纪律。不管走到哪里，老百姓的反映就是说，这个军队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这个军队是一个文明的军队，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军队。”

朱德总司令曾经回忆说：“在井冈山的时候，被敌人一直追了一两千里路，敌人一个也未消灭我们，反被我们消灭了许多，原因就是纪律好。过年时老百姓都跑了，部队几天没吃饭，吃了老百姓的东西，第二次回来，都算了账、还了钱。老百姓说，‘这个队伍真了不得’，红军的招牌一下就响了。”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深情地回忆道：“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红军加强纪律是为了什么？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造福人民。从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来看，纪律严明，是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鲜明体现，也是党和军队赢得人民群众爱戴和拥护的根本所在。它既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无往不胜的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