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历次技术革命通过将新型技术引入机器大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人力的限制，并通过迂回的生产方式深化了社会分工和协作体系，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提升。诚然，先进的生产力无疑是保障人民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基础，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自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市场经济开始循环往复地经历“技术革命→生产方式变革→生产效率提升→产能过剩→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即生产效率的提升固然可以实现社会财富高速增长，但不停歇的机器化生产同时造成产能过剩，进而导致社会供需严重失衡与经济危机的爆发，几乎在同一时期，新的突破性技术在上一轮技术周期的危机中酝酿，当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得到暂时恢复后，新技术的发展引致新的动力部门、支柱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推动经济新的繁荣。

1771年，全球第一个水力棉纺纱厂成立，标志着工具机对人类体力劳动的替代，棉纺业占工业增加值的份额从1770年的2.6%增长到1801年的17%。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英国工业迅速扩大，英国国内市场无法消化快速膨胀的工业产品，1825年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经济周期开始进人下降波段。与此同时，新的技术突破正在酝酿。1829年，蒸汽动力机车“火箭号”试验成功，蒸汽机为生产提供了巨大的动力，铁路、汽船的大规模建设和应用使经济再次繁荣，但随后“高效机械化生产时代”造成了生产过剩和超额生产能力现象。1873-187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成为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的分水岭。

在同时期，新的技术突破蜂聚出现。1875年卡内基酸性转炉钢厂投入生产，1882年爱迪生在纽约建立第一座发电站，开启了钢铁和电力时代，并掀起了新一轮投资热潮，以西门子、通用电气为代表的巨型企业和卡特尔兴起，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此次技术革命浪潮的结构调整危机为1929-1933年大萧条。1908年第一台T型车问世，开启了以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流水线和大规模生产模式使工人节约了62%-88%的生产时间。但市场需求增长远不及标准化生产能力的扩大，基于石油、汽车、耐用消费品的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范式遇到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例如1973年和1979年的欧佩克石油危机。

1971年英特尔生产出第一台微处理器，标志着信息时代的来临，Jorgenson等研究发现美国1977-2000年间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对信息技术的投资，并且1995-2001年间信息技术对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2%。与此同时，股市对互联网等高技术的狂热投资的“非理性繁荣”也酝酿了2002年互联网泡沫危机。按照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连续的浪潮之间存在重叠现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进人拓展期，同时与第六次技术革命的导入期重叠，智能化浪潮就在此期间酝酿。

历次技术革命浪潮表明，技术创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毫无疑问，智能制造首先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技术革命前期，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结构在升级过程中创造投资和生产高潮，主导产品供不应求，使经济周期进入繁荣的上升波段。但是，按照技术革命发展规律，智能化浪潮也会带来相应的生产过剩。当新的产业部门相继建立，投资热潮逐渐冷却，主导产品供过于求时，就会出现供求失衡，经济进入衰退的下行波段。二战之后，各国通常采用刺激消费的手段应对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危机，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无限制发展的生产能力与有限消费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是什么东西维持了生产的正确的或大致正确的比例呢？是支配供给并先于供给的需求；生产是紧随着消费的。大工业由于它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它不能等待需求。生产走在需求前面，供给强制需求。”智能革命与以往技术革命不同，在聚焦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同时，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供需关系。即通过数字技术驱动社会生产突破时间、空间的局限，重构现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优化资源配置、化解供需矛盾、克服生产过剩，或可更科学、更平稳地度过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波动周期。